中空玻璃窗的特点 中空玻璃窗制作流程

《周易*乾*彖》保合太和，乃利贞之语，《礼记*月令》天地和同之言，均表达了古人这样一种宇宙观：因为世界只有这一个，所以他们无比希望这个世界能够太平无事、和谐安宁，不要有伤害或毁灭。

所以，我很想通过此次交流能进一步了解您的进步儒学，也希望能在求同存异的过程中推进自由儒学的发展。虽然这不是完全没有用，如果了解孟子肯定会有所帮助，但是当代中国跟先秦时期孟子所面对的情况很不像。

注释： [①]自由儒学是郭萍于2016年8月在黄玉顺生活儒学全国学术研讨会上正式提出的一种当代儒学理论，当时提交的会议论文为《自由何以可能——从生活儒学到自由儒学》。（安：对，总会有这种可能。）这种思考方法行不通，于是我想为何我们不反过来思考，也就是面对现代生活的问题本身去思考相应的解决之道，创建符合生活本身的儒学理论呢？事实上，历代任何儒学理论都是为了其当时的生活而创建的，但是生活本身并不是为了儒学才存在的。对此，致力于创建自由儒学理论的郭萍博士提出了自己的理解，并且从有根的和全球的维度上介绍了自由儒学的理论特质。假如有个孩子，他妈妈现在事情比较多，那就直接影响到这个孩子，因为这个孩子的很重要的一些价值、利益之类的是跟妈妈连在一起的。

郭萍：我认为还不只是不同，现代新儒学的本体论在学理上是有缺陷的[2]。我想，您之所以批判综合的方法就是因为它只能形成一种拼凑的东西，而无法形成有机的思想系统，为此，您提出有根的全球哲学就是为了能够超越综合杂糅的儒学理论，真正建构起一种有机的儒学理论。[⑦]事实上，这种比附在近代中国颇为普遍，例如科玄论战时期，张君劢也曾将汉学比作科学，而将宋学比作玄学。

就此而言，作者的反思批判对于当今的中国学界同样具有警示和启发意义。综合而论，崔著围绕实事求是命题对中国解释学模式的探索，体现出鲜明的民族性和时代性，由此积极启发着中国当代解释学理论的建构：一方面，作者揭示出实事求是是贯穿于中国传统经学解释以及中国近现代解释实践的一般方法，由此提出了一种不同于西方的解释学模式，这就为中国当代解释学的建构提供了一种本土性的话语形式。三、认识论的实事求是：中国近现代解释学模式 由于乾嘉汉学家在解经的学术实践中总结出了一整套的方法，这些方法可以广泛的施用于经学考证之外的领域，这使得实事求是逐步转换和提升成一般意义的认识论或方法论。[⑥]崔发展：《乾嘉汉学的解释学模式研究》，第2页。

所以，作者总结性的指出： 从乾嘉汉学的诠释实践来看，就其强调是必须基于实事来讲，实事求是无疑体现出了对任意解释的制约性，而此时的实事求是主要是一个认识论上的规范性概念。[⑨]崔发展：《乾嘉汉学的解释学模式研究》，第3页。

当然，作者并不认为借助伽达默尔的理论就可以展现实事求是作为解释学模式的所有价值，而是明确指出了伽达默尔解释学的不足，也即相较于汉学以及近现代认识论的实事求是只是追求客观有效性，忽视了存在论上的合法性，伽氏走向了另一个极端，只关注本体论或存在论上的合法性，忽略了认识论或方法论上的有效性。究其原因，或许就在于这样一个事实，此即：只有在乾嘉汉学这里，实事求是才首次被明确尊奉为治学的核心价值观与基础性理念，标志着对实证方法与客观精神的第一次集体宣言。[②]崔发展：《乾嘉汉学的解释学模式研究》，人民出版社，2017年，第4页。由此可以看出，作者在开启了更为本源性的存在论命题的实事求是的同时，依然没有放弃对认识论层面的实事求是的积极肯定。

其具体结构如书中所示： 也正因此，作者虽然是以乾嘉时期的汉宋之争为言说对象，但其思考和论述已经远远超出了乾嘉汉学和传统汉宋之争本身，而是在更普遍的意义上检讨了实事求是。一、实事求是作为中国经典解释学模式的提出 崔著有着鲜明的问题意识，即要通过对不同时期的中国经典解释学模式的批判继承，探索一种当代中国诠释学理论的可能方案。而其中作者从存在论意义上对实事求是做得开创性阐释，或将成为中国当代解释学的一个积极的理论生长点。这实质也是一切近现代哲学（包括经验主义哲学）所无法回答的问题。

至于他们之间的分歧，则在于所求之是不同：汉学追求的是某种微言大义，宋学则是要在经典中发现天理良心，而以继承汉学为旨趣的乾嘉汉学，其所求之是也根本不同于汉学，甚至乾嘉汉学内部对所求之是也存在争议。就汉学家的经学解释实践而言，此命题主要表现为一个受控的实证（实验）过程，或者说，一个经验性的考证过程，此即：只要实事求是者（解释主体）从客观的、确定的实事（解释对象）出发，通过由训诂通义理、还原主义等求（解释方法）的探寻，就可以从实事中还原或重构出古代先贤或原典的固有之是（经文、经义或大道）。

（3）作者通过对前两个层面的批判，创见性的提出了作为存在论命题的实事求是，由此积极地启示着中国当代解释学模式的建构。[⑩] 这里作者批判地指出，不仅在传统的经学考证意义上，而且在普遍的认识论意义上，实事求是还是有预设前提的，其本身并不是自明性的。

为此，作者从诠释学的角度对中国传统学术做了一种宏观的概括，由此指出，汉学与宋学，作为中国传统学术的两大典型范式，其中蕴涵着中国经典解释学的一般模式，只要对其进行剖析，就可以把握中国经典解释学的骨架，同时启发中国当代解释学模式的建构。也就是说，不仅是乾嘉汉学家，就连更为久远的汉代经学家和宋代经学家也都从经学考证的意义上奉行着实事求是的理念和方法。[④] 由此，作者在其问题意识的推动下，经过层层聚焦将构建中国经典解释学模式的理论探索，收纳到了对实事求是这一解释学模式的考察之中。在这个意义上的实事求是就是传统经学家通过对经书原文（实事）的探究（求）揭示经书中的大道、原义。沿着作者的论述，可以看出实事求是作为中国经典解释学模式，呈现为三个观念层级上的命题，而学者们在不同层级上对实事求是的运用，实质映射着不同时期的中国经典解释学的模式。（缩略版载于《哲学与文化》2019年第7期，完整版收入《中国文化论衡》2019年第2期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并且认为整个乾嘉汉学都可以用实事求是这一解释学模式来概括。[⑤]这种普遍意义预示着实事求是作为一种不同于西方的解释学模式，贯穿于中国古往今来的解释实践中。

不过，作者通过进一步分析发现，乾嘉汉学与汉代经学家相比，在运用实事求是进行解经的实践中，逐步发展出了关于解经方法论的自觉。《乾嘉汉学解释学模式研究》这部专著就为此做了富有成效的探索。

在这个层面上，他强调实事求是最根本地是要面向事情本身，回归生活世界，以其实践论的归属回应实事求是在传统的经学考证和近现代科学认识论意义上的获得事物知识的对象化认识活动，将其转变为存在论意义上的理解。虽然近年来，已有学者尝试将西方当代诠释学方法与中国经学解释的实践相结合，但依然没有直接触及对中国当代解释学理论模式的探索。

在这个意义上，实事求是确乎是一个认识论命题，而这在经验范围内也确乎有着方法论上的有效性。诚如黄玉顺在代序中所言：‘实事求是其实是一个形式命题（formal proposition），而不是实质命题（material proposition）。[⑧]参见郭萍《自由儒学的先声——张君劢自由观研究》，齐鲁书社，2017年版，第143页。该书以乾嘉汉学为切入点，从三个观念层级剖析了实事求是这一中国经典解释学模式，其中他通过对中国传统解释学模式的批判继承，以及对当代西方诠释学理论（主要是迦达默尔诠释学）的批判借鉴，创见性的发展了实事求是这一中国传统的解释学命题，为中国当代诠释学理论的建构提供了新的可能。

虽然他并不否认客观性，但却难以有效回应现实生活的客观诉求。这主要体现在汉代经学家的解经活动乃是从实事到实事，不仅是缺少形上层面的内容，而且中间的过程缺少方法的参与，而乾嘉汉学则开始强调解经方法的重要性（如何求），特别是对训释、考据、还原等方法极为重视。

四、存在论的实事求是：一种中国当代解释学的可能模式 既然实事求是是非自明性的命题，且无法在认识论层面上得到解答，那么，就需要从更为本源的观念层级上追问并解答实事求是何以可能的问题。令人欣喜的是，笔者最近读到了崔发展的《乾嘉汉学解释学模式研究》[①]（以下简称崔著）一书，发现作者为此做出了积极而富有成效的理论探索。

之所以如此，是因为作者认为实事求是作为一种解释学模式，并非乾嘉汉学所独有，而是体现着中国经学解释命题的普遍结构。作者的图示是： 在这个层面，理解作为此在（Dasein）的生存（existence）领会，是与此在的生存是同一的，此时的实事求是具有认识论层面所无法呈现的情境性、个别性的特质。

不过，如果是先具备要素，才可能发生理解，那么，诠释者与诠释对象作为理解的要素，还是先行于作为存在本身的理解活动。可以说，作者以乾嘉汉学的实事求是为言说对象，实质是对中国传统经学解释学和近现代解释学的思想方法论作了一次系统的清算，也即在肯定其价值的基础上，揭示出其中存在的共同问题：本体论上的形上预设，认识论上肯定式的线性思维模式，方法论上的客观主义诉求。事实上，他们只是追问如何去贯彻实事求是，而将实事求是本身视为一个不证自明的命题。[③]崔发展：《乾嘉汉学的解释学模式研究》，第9页。

作者对西方当前诠释学最主要的借鉴就是源自海德格尔、经由迦达默尔深入发展的此在（Dasein）的诠释学，这其中的核心就是超越传统本体论（ontology）的基础存在论（Fundamentalontologie）所给予的启示。[⑨] 认识论意义上的实事求是，必然有其先行的前设，而若要在认识论层面上对其自明性给出合理解释，终将是行不通的，因为经验主义的证明将会走向不可知论，而理性主义的证明则会走向先验论。

在崔著中，我们可以看出，不仅在乾嘉汉学内部如此，而且在历史上汉学与宋学的争辩纠缠中也都是如此。） 内容摘要：建构中国当代的解释学模式乃是中国传统学术现代转型的重要内容，也是中国当代学术创新的重要途径。

该书以乾嘉汉学为切入点，从三个观念层级剖析了实事求是这一中国经典解释学模式：（1）乾嘉汉学的实事求是是一个经学考证性命题，代表着中国传统的解释学模式。[③] 而作为一种解释学模式的考察，崔著又进一步地将思考焦点缩小到乾嘉汉学的治学理念和方法上，也即实事求是。